京城四大名医之汪逢春

汪逢春（1884～1949），江苏苏州人，「北京四大名医」之一。毕生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，努力提携后学。一九三八年曾任国医职业公会会长，并筹办《北京医药月刊》；一九四二年在北京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，为培养中医人才做出了贡献。学术上擅长时令病及胃肠病，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。著作主要有《中医病理学》、《泊庐医案》等。

 他毕生热心公益事业，尤注重培养人才，提倡在职教育。一九三八年成立国医职业公会，汪逢春被选为公会会长，同时筹备《北京医药月刊》，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创刊，先生亲自主持笔政，并为该刊撰文，以资号召倡导。一九四二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于北京天安门内侧朝房，为中医中药界培养人才，虽是短期培训性质，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，如瞿文楼，杨叔澄、赵树屏等都是主讲教师，近代名医郭士魁、王鸿士等就是当时的学员。

汪逢春精究医学，博览群籍，虚怀深求，治病注重整体观念，强调辨证施治，在京悬壶，门庭若市，妇孺皆知其名。《泊庐医案》一书序云：「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，循规前哲，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，诚所谓法古而不泥于古者也。每有奇变百出之病，他医束手者，夫子则临之自若，手挥目送，条理井然，处方治之，辄获神效。」他一生忙于诊务，无暇著述，仅见有：《中医病理学》（1942年，北京医学讲习所铅印本）《泊庐医案》（1941年，谢子衡等学员手辑，华北国医学院铅印本）《今冬风湿症之我见，愿与诸同人商榷之》刊《北京医药月刊》第二期（1939．2）《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》刊《北京医药月刊》第四期（1939．4）《为本市小儿科专家谨陈刍言，希鉴纳之》刊《北京医药月刊》第五期（1939．5）

 汪逢春先生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。诚如其弟子们所言；「盖吾师于诸杂病，经验宏富，方案多有奇效。」他认为脾胃乃气血化生之源，五脏之精气皆赖脾胃运化、转输，皆需脾胃化生后天水谷精微的补充，若脾胃化源乏竭则灾害至矣。经云：「有胃则生，无胃则死」及「浆粥入胃，泄注止，则虚者活」，就是强调脾胃的重要性。尤其是一些时令病或胃肠病，多因劳倦过度，饱饥无时，贪凉饮冷，恣食肥甘，过嗜辛辣，食饮不洁等引起。病势来之虽急，若治疗得当，邪去也速。如若迁延，累及五脏六腑，祸不旋踵。汪逢春先生于时令病、胃肠病审其虚实寒热，辨证细腻，立法严谨，组方灵活，用药轻灵。常用淡附片、淡吴萸、淡干姜、鲜煨姜、紫油肉桂以温中，党参、薏米，炙甘草、连皮苓、红枣、秫米、陈廪米，建莲肉等以补益脾气、脾阴，焦苍朮、川厚朴以燥湿健脾，木香、枳壳、新会皮、香橼皮，玫瑰花、鲜藿佩芳香化浊以疏肝理气和胃，砂仁，蔻仁以醒脾开胃，生熟谷麦芽、枣儿槟榔、范志曲、鸡内金等化滞和中，还常常喜用成药如加味保和丸、枳术丸、越鞠丸、香砂养胃丸等入汤剂同煎，以加强疗效。其单味药用量在一钱至三钱之间，药味不过十味左右，成药入煎剂不过三至六钱上下，方药并不奇特，皆医者习用之品，而且味少量轻，然疗效卓著，所谓「轻可去实」，用药精良者也。

  即使其它杂病治疗，也常喜于方中酌加各种曲类，范志曲，霞天曲、沉香曲等，以振奋胃气，增加食欲，使化源足气血充，体质增强。

汪逢春先生又善治湿温病。先生治疗湿温病效法古人，而不胶柱鼓瑟。从其医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：采用清热化湿兼顾，斟酌湿偏重，还是热偏重而用药；同时，结合宣透、舒郁、淡渗、缓泻等法来分解病势。尤善以辛香宣达、芳香清解之法取效，而最忌见热清热，因此时不仅热不能清，反使湿愈凝滞，造成缠绵之局势。选方大略为藿朴夏苓汤，甘露消毒丹之属进退。他善用大豆黄卷，香青蒿、藿香、佩兰、荷叶、薄荷、桔梗等轻清宣透、芳香化浊，厚朴、半夏、苍朮、蔻仁，菖蒲，甘辛苦温芳化，山栀子、黄芩、丹皮，连翘，银花、茵陈等清热，木通、滑石、竹叶，通草、灯心、泽泻、赤苓皮、猪苓、苡米等淡渗清利，酒军，槟榔缓泻。清、化、宣、利、泻并施，使湿清热解，诸恙得除。

 即使对于湿温重症，亦主张轻出轻入，高热病人也不宜苦寒之晶过重，而选用芳香宣化之品，如大豆黄卷、山栀子、藿香、佩兰、银花、连翘等。尤不主张用生石膏，如邪在卫分，恶寒未罢，而早用石膏，可有「冰伏凉遏」之弊。至于「三宝」，则认为可酌病情恰当选用，而且可以早用，认为「三宝」有芳香醒脑开窍之功，对于一些重症出现时昏时昧者，用之苏醒较快。

 湿温病治疗虽如剥茧抽蕉之难，汪逢春先生积多年之临床经验，却得心应手，其治疗湿温病之经验，可师可法。

 温热病后期养阴亦很重要，尤以口干等伤津者，常选用鲜石斛、鲜芦根、连翘、肥知母、牡丹皮、生地等。服用激素二月以上，汪先生认为可致阴分大伤，选用增液汤效好；增液汤为很好的养阴增液剂，即由玄参、麦冬、生地组成。

重寒则热，重热则寒。热性病四肢厥逆，汪逢春不用四逆辈，而是用点扶正药即可回阳。这些药都比较清淡，如南北沙参、川浙贝母（尤其呼吸困难）等。如他治过一个外地患者，曾用过苏叶五钱，以致大汗淋漓，经用生脉散加浮小麦、麻黄根少量以后（主用太子参）即可回厥。主张正不胜邪时，甚至可以不用清解药。又心率过缓者（每分钟不到五十次），也是采用这种治法。

 汪逢春常说，查查病人的旧病历，了解一下以往症状很要紧，对于住院病人，尤其便于中医插手。讲究季节与发病的关系。如北京地区每年六至八月上旬，「乙脑」流行不论轻中重死亡率少，而八月中旬以后死亡率高。一般两周可以退烧，两个月以内治愈可以不留后遗症，半年以内意识完全正常，即为痊愈。其中在二至四个月内宜清热养阴，可以帮助好转。

汪逢春先生讲究炮制及处方用药注意药物间相须、相使、相杀、相畏等关系。入煎剂用时常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，或某药与某药同打烂，其药物伍用颇有「药对」之意。有的取古方，经方配伍之原旨，有的依本人临证经验搭配，有的是意在去性取味，有的意在去味取性，颇具匠心。如香豆豉与焦山栀同炒，取栀子豉汤之意，清胸膈之热；厚朴和川连同炒，黄连之寒监制厚朴之温，意在宽中行气，苦以燥湿，小枳壳与苦桔梗同炒，一升一降，用于肺失宣肃咳喘之证；大豆卷与西秦艽同炒，有宣散解表，清泻虚热之功，绿茵陈与焦山栀同炒，取茵陈蒿汤之意，有清利湿热之力；桑枝与丝瓜络同炒，宣痹以通络，建泽泻与赤苓皮同炒，两者协同，建脾以利尿；松子仁与大麻仁同炒，两者协同，甘润和中，润肠通便；全瓜蒌与薤白头同打烂，仿瓜蒌薤白白酒汤之意，有宽胸通痹之功。汪逢春先生上述用药之经验，今天仍可师可法。

善用药物粉剂装配胶囊使用，与汤剂同服。有的药物入煎后，破坏有效成分，影响药力发挥；有的药物价值昂贵，入煎需量大，有浪费之嫌，或患者也苦于负担过重；有些药物不宜入煎者，多装入胶囊，随汤吞服。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，既能节约药材，又能充分发挥药效，简捷、方便、价廉，利民利病，又开辟了新的给药门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《泊庐医案》一书，使用胶囊装药随汤同服者，达七十五处之多。汪逢春先生常视病情出入，选定多种配方以随机应用。

汪先生喜用曲类。如沉香曲、范志曲、霞天曲，治疗肠胃病应用曲类自不待言，对一些杂病的恢复期，善后调理时尤多于方中加入曲类药物，意在振奋胃气，开胃进食，增强体质。

汪逢春先生 善用药物鲜品。常用鲜藿香、鲜佩兰、鲜枇杷叶、鲜菖蒲、鲜荷叶、鲜佛手、鲜西瓜翠衣、鲜芦根、鲜柠檬皮、鲜竹叶、鲜煨姜等。鲜品有干品不可比的优点，一些轻宣疏解药物，鲜品芳香之气较大，取其芳香化浊之力较强。鲜品其植物精汁尚较丰富，汪逢春先生认为暑温证及温病滋阴尤以鲜晶效佳。 

汪逢春先生注重医德，对于同道不贬低，不攻击。尝遇病人经前医治疗不效者，也积极想方设法扭转病势，一旦无望，也不发怨言，不找借口推卸责任。他尝说，如怨天尤人，自我吹嘘，等于自我报复，结果必将一败涂地。

 他从来不宣传自己，即使《泊庐医案》之刊行，也是「务求其实用，毋事虚饰」。将「普通门诊所录方案之有效者，略分为内、妇、儿三科，简单分类，以便仿阅。」「意在存真，非为立言着说。」他从不登广告。记得曾有一学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诊的广告，他知道后非常恼火，对该生严加申斥，并告之以后绝不可如此。他说，我个人是不主张自我宣传的，至于技术高低，群众会给以正确评价的。

汪先生严格要求学生，虽已考取执照，有的仍不许其挂牌开业，需要再现察一段时间，并嘱其小心从事，遇有疑难多向别人请教，千万不可粗心大意。定期指导学生，讨论病例，不分中西。在西河沿行医时，每逢月之初一、十五则停诊，讨论病例。凡遇疑难大症，有时也邀著名西医刘士豪、方石珊、汪国桢一起讨论研究，学生们恭听记录。汪先生很能接受新事物，平时妇科会诊常请林巧稚、田凤鸾，皮科请赵炳南，他常说不能抱残守缺，孤陋寡闻。

 汪先生一生信佛，喜读书，二者常结合在一起，自来京住在江苏会馆起，题书斋曰「五斗斋」。每早五时起床，即读佛经、打坐（气功）、读医书。每天食饮定量，作息按时，虽忙而不紊。临终前正在打坐，一笑而亡，毫无痛苦。一生中收藏图书甚丰，且喜爱古玩字画，故后书籍归汉文阁，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。生前曾与庞敦敏（细菌学家）、韩世昌（昆曲家）等有诗文酒会的组织，每逢生辰、忌日举行，一方面消遣，一方面讨论交流对时事的看法，这是一种民间的爱国行为。当时政府在公共场所均悬有「莫谈国事」字条，而一些爱国忧民有志之士，均利用各种机会聚会交换意见。如一九二九年对付汪蒋政府取消中医的斗争，也是利用这种形式发起的。

 他的弟子很多，现尚健在者有吴子桢（原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），刘少章（北京市第四医院中医院主任）、李鼎铭（北京市中医院妇科老大夫）、李君楚（原宣武医院中医科主任）、李建昌（原东四产院中医老大夫）、王植楷、王华昌（广渠门医院中医老大夫）、谢子衡（原平安医院中医科老大夫）、赵绍琴（北京中医学院教授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