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

京城四大名医是近代以来在中医界里很有综合素质的中医，既有精湛的医术，又有影响政治名人推动中医文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能力。从《京城四大名医》（徐怀谦、李四平著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）的书里披露了许多他们的事迹，他们是萧龙友、施今墨、孔伯华、汪逢春，我们的时代是中华复兴的时代，很需要他们这样具有综合素质的人。因为作为中医和中国式养生群体已经涵盖了中国近三亿人口，他们的消费人群达中国人口的85%，他们早就不是弱势群体了，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的综合素质的大幅提高，他们不但有医学素质，而且他们中有大量拥有成熟政治素质的企业家。

1、为袁世凯、孙中山诊病，声名大振

萧龙友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。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，又从不吹嘘。能治者则治，不能治者绝不包揽。他曾为袁世凯、孙中山、梁启超、蒋介石、段祺瑞、吴佩孚等名流看过病，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诊治。

1926年3月，梁启超本人因便血腰痛到协和医院诊治，经过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，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，需手术切除。那时梁启超与萧龙友已相交甚笃，经常往来，为了慎重起见，特请萧先生复诊。萧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，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：“肾脏绝无大病！”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，并为梁启超对症下药，处方诊治。

萧龙友登门诊断两次后，便改为由谢国桢用详细信函告梁的病情，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，然后由先生处方对症下药。服用先生开的中药后，梁启超觉得神清体爽，颇见功效。但是后来，病情又出现反复，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先生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。

当谢国桢将梁先生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，萧龙友便复函谢国桢说，梁先生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，但不能光靠药力，俗话说“三分病七分养”。要想彻底恢复健康，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，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，否则即便是扁鹊再生，华佗降世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
萧龙友复函后，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，放下书本，配合治疗。没想到，当谢国桢将其意告梁启超时，梁先生竟然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，竟回答说：“战士死于沙场，学者死于讲坛。”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此话后，既佩服梁先生治学的执著，同时也深为先生的病情叹息，深感自己已无可奈何。

时过不久，梁启超病情果然恶化，立刻送到协和医院准备手术。住院后，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，常常无法忍受，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。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。他只管医治，不顾及身体的全部，每天两杯泻油，足足灌了十天，把胃口弄倒了。也是我自己不好，因胃口不开，想吃些异味炒饭、腊味饭、乱弄了几顿，弄得肠胃一塌糊涂，以至发烧连日不止。人是瘦到不像样子，精神也很萎顿……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施了手术，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，但刘瑞恒判断失误，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，而留下了病肾，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。

1929年1月19日，梁启超—这位信奉应像战死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，在京与世长辞。对于这一重大医疗事故，协和医院一直守口如瓶，严格保密，后来为了遮人耳目，将事故负责人刘瑞恒调离医院，改任为卫生部部长。直到几十年后，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，才举出这一病例，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2、主要学术思想和辨证论治

萧龙友生前曾将一部《医方类聚》赠送给北京中医学院，字里行间加批加议，写得密密麻麻，这充分说明一个好医生，一定要勤求古训，下一番苦功夫才行。

萧龙友很重视“标本”，诊病医案上常有“法当标本兼治”、“仍当从本治”的意见。他 曾说过，“治病必求其本”是根本的，根本就是气化阴阳。

在临床上萧龙友重视辨证论治，主张四诊和参。他在新刻《三指禅》序中曾云：“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。望者，察病人之色也；闻者，听病人之声也；问者，究病人致病之因也；三者既得，然后以脉定之，故曰切。切者，合也。诊其脉之浮沉迟数，合于所望、所闻、所问之病情否？如其合也，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，以之立方选药，未有不丝丝入扣者。否则舍脉从证，或舍证从脉，临时斟酌，煞费匠心矣。”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。他曾说：“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，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，一凭于脉，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，皆为识者所不取。”

在四诊当中，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。他说：“余于医道并无发明，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，无论男妇老幼皆然，至眼如何望，耳鼻如何闻，指如何切，依据病情结合理性、感性而作判断。辨人肉之色，闻人口鼻之气与声，切人左右手之脉，以别其异同。但次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，惟问乃能关于病人，故余诊病，问最留意。反复询问，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。盖五方之风气不同，天之寒暑湿燥补丁，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，禀赋强弱习惯各殊，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，各人一状。

例如南方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，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，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至有害。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。但病同状异者多，自非仍详问，不能得其治病之由。而于妇女幼孩之病，尤加慎焉。故有二、三次方即可愈者，亦有用膏、丹、丸、散常服而愈者，误治尚少。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望、闻、问、切这四诊之法永远不会过时，诊病时要特别留意反复询问病人，因为一个人的病情与生长地域、天气、体质等都有密切的关系，只有问清楚了，才能对症下药。

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：“衣料之质地原坚，借用之太久，虽用者加倍爱护，终以久经风日，饱经雪霜，其脆朽必然。而忘其穿着之太久，乃以碱水浸之，未有不立时破碎者。若仔细周密，以清水小掇轻浣，宿垢虽不必尽去，但晒干之后，能使人有出新之感。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，其质地非惟无损，且益加坚。”他这番比喻，简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。故在临床上每遇到老人病，多不加攻伐，避免汗出吐下，而以调理清养为主，立法处方，则往往使用一、二鲜品，是取其有生发之气的原理。

萧龙友临症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，知常知变。他调理虚症，多采用育阴培本治法，然亦则其可育可培者施之。他说：“欲投育阴培本之剂，必先观其条件如何，设病宜投而有一、二证象不便投，又必须先除其障碍，或为其创造条件，或果是不我与，则于育阴培本之中，酌加芳香化中之药，如陈皮、郁金、枳壳、沉香、焦曲、鸡内金等。”

萧龙友调理慢性病症，特别注重五志七情，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、橘络等。调其情志，舒其郁结。其忧思过甚者，则投香附；其善恐易惊者，则又使用镇定之剂，如磁石、茯神等。

萧龙友治虚损时，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，更重于脾。他说：“得谷者昌，若致土败，虽卢扁复生，亦难为力矣。”故补脾则党参、白术、山药、莲肉，运中则扁豆、苡仁，谷麦芽。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、麦冬、金樱子等等。

萧龙友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，辨证施药。他说辨清病以后，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，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病候。正如徐灵胎所说，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“有方而无药”；堆砌药物，合而成方，全无方法主次，是“有药无方”。

萧龙友治病各种剂型都用，不限于煎剂。如外伤瘀血，常用《良方集腋》中说的七厘散，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。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，治者不定之方，方者一定之法。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，或自组成方，但方既组成之后，必有一定之法方可。他推崇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，但主张要学其法。他说：“以镜鉴人，不如以人鉴人。盖镜中影，只自知无可比，而不如书中影，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。伤寒诸书，仲景之影也。以之作鉴，则离神而取影，鉴中之影，皆非真影矣。学医者其鉴诸。”在他的《伤寒尚论篇》中说：“举三百九十七法，隶于大纲之下，然后仲景之书，始为全书。无论法之中更有法，即方中之中，亦更有法。”

他不主张拘泥于古方，认为墨守成方，总有一定的局限性。他推崇金代医学家张元素“运气不齐，古今异轨，古方新病，不相能也”的论述，就是说：古今天时气候不同，所以对疾病的治疗也应不同，用古方治今病，是不能完全相适应的。

四方有高下之殊，四序有四时之变。百步之内，晴雨不同。千里之外，寒暑各异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？若执之以资顾问则可。苟奉为治病之法，则执一不通矣。萧龙友从不侈谈运气，因为运气这东西过于玄虚，所以他认为张飞畴运气不足凭的话“很通达”。

萧龙友虽不谈运气，但非常重视季节用药。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，若有伤寒迹象，或头晕，或不汗出，用之颇效。若见心烦欲呕，常加藿香叶，开水冲泡，待凉饮，沁浸心脾，若有心烦、心悸，加用朱砂，如果小便黄就加鲜荷叶。

萧龙友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、葱白、豆豉之类。检阅徐灵胎《医学源流论》：“如偶感风寒，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，偶伤饮食，则用山楂、麦芽等汤消食，偶感暑气，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，偶伤风热，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；偶患腹泻，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。”萧龙友或许是受他的影响。他在北京的家中也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，以备小儿伤食饮用。成人腹胀，常用砂仁一粒，以针穿其孔中，在火上烧焦，取下，纸包捻碎，去纸嚼服，很有疗效。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 ，用荷叶粥宽中解暑，妙用非常。萧龙友说：“盖荷之为物体，色青中空，象乎震卦风木，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，为生化万物之根蒂，因此物以成其化，胃气何由不升乎。”

萧龙友常说，凡治病而效者即为秘方。他在为钱金阳先生《中国儿科学》作序时谈蒿虫最为详细。序中说：“龙友昔年治病，对于儿科亦颇重视，医乳孩之病，仅以一方普治之，无不奏效，从未出错，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。方载《本草纲目》虫部之青蒿蛀虫下。其词曰：‘一捧朱砂一捧雪，其功全在青蒿节；纵教死去也还魂，妙用不离亲娘血。’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，朱砂，轻粉各0.3克同研成末，用末擦在乳头上，与儿服。如婴儿初吃乳时，即与之服，将来出痘麻也稀少，或可以不出，而胎毒自解，真是儿科圣药。即不吃乳之儿有病，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，胜服一切儿科药也。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，特为抄出，拟请附于大著《中国儿科学》之后。”

萧龙友注重预防，他说早在《易经》中已有预防思想。他常说：“若要小儿安，须得三分饥与寒。”又说小儿之疾，常是痰热作祟，所以防止小儿过热过饱是很重要的。而且穿得越厚，反而越不胜风寒，全无抵抗能力，动辄伤风感冒。徐灵胎《慎疾刍言》中说的“小儿之疾，热与痰二端而已”句，与萧龙友的观点是相近的。

萧龙友用药很慎重，屡屡劝诫后人要深知药性，不得冒昧。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，他从不应用  酸性的五味子之类，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，五味与姜并用，一散一收，互相配合，岂可用于风火之嗽。他常以《得效方》中“用药如用刑，以有所误，人名系焉”的话教导弟子谨慎用药的重要。

萧龙友用人参非常慎重。他处方的第一位常用沙参，处方用名为南沙参、北沙参、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。徐灵胎在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中说“沙参味微寒，主血积，惊气，除寒热，补中，益肺气，久服利人。”萧龙友推崇徐灵胎，受他的影响，处方时也喜欢用沙参。萧龙友在沙参用量上，一般用四钱，有时用至八钱。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，北沙参养阴作用比较明显。

萧龙友的弟媳患胸痹心痛症，常摇头，有风木肝象，他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。《本草纲目拾遗.花部》有云：“玫瑰花有紫白两种，紫者入血分，白者入气分，茎有刺，叶如月季而多锯齿，高者三四尺，其花色紫，入药用花瓣，勿见火。”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载：“气香性温，味甘微苦，入脾肝经，和血行血，理气治风痹，”又引《药性考》云：“玫瑰性温，行学破积，损伤瘀痛，浸酒饮宜。”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《少林拳经》：“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。”萧龙友主张以古为新，他说过：“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，如不能随时化裁，以古为新，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，”萧龙友用玫瑰花即是一例。

萧龙友为《中国医学大字典》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，皆值得认真研究。序文说：“马宝一物，最能开痰降逆。第一能治虚呃，而于癫狂痫各病，尤为要药，纲目不收。”《现代实用中药》：“对于神经性失眠，癔病，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，并能解毒，治痘疮危症。”萧龙友用马宝突出其开痰，降逆，治虚呃。他的侄子萧珙20世纪50年底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，濒于危殆时，加用猴枣抢救，转危为安，即受萧龙友论马宝的启发。